1970年深秋，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个中年人躺在病床上。 窗外是光秃秃的树枝，叶子掉光了。病房不大，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里的水凉了。 他的手背上插着输液针，人瘦得脱了相。肝癌晚期，医生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他让人拿来纸和笔，写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贺敏学的。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 信很短。他说自己得了肝癌，恐怕不行了。他托贺敏学照顾贺子珍。 信里没有提认祖归宗的事。没有对自己的身世做最后的说明。 只写了一句对“母亲”的挂念。 信还没寄到，人就走了。 他叫朱道来。 这个名字是江西瑞金朱坊村的一对农民夫妇给他取的。意思是“半路来的”。 他真正的身世，他自己说不清楚。别人也说不清楚。 但在上海，有一个女人，至死都坚信他是自己的儿子。 那个女人叫贺子珍。 1932年11月，福建长汀福音医院。 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深秋的安静。 贺子珍躺在病床上。她刚生完孩子，身体还很虚弱。不久前她得了疟疾，高烧刚退，人还没缓过来。 医生交代，不能给孩子喂奶，怕病传染。 这个男婴来得不容易。贺子珍之前怀过几次孕，有的在行军中流产了，有的生下来没几天就夭折了。这是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活下来的儿子。 毛泽东赶到医院，站在摇篮边看了很久。 孩子皱巴巴的小脸，闭着眼，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他按照“岸”字辈排行，给孩子取名毛岸红。他和杨开慧生的三个儿子分别是岸英、岸青、岸龙，岸红排在第四。 “红”字来自红区，来自红军。 毛泽东每隔几天就来医院，从奶妈手里把孩子抱过来，又亲又摸。 当时他在政治上正处在低谷。宁都会议之后，他的军事指挥权被拿掉了，一个人在长汀休养。但抱起这个孩子的时候，他脸上会有笑容。 他托人在长汀找了一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按乡间习惯，对着小婴孩一口一个“毛毛”地叫。叫得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也跟着叫。 “毛岸红”这个大名慢慢没人提了，“小毛毛”成了这个孩子最被人知道的名字。 毛泽东跟人说过一句玩笑话，大意是：人家叫我老毛，我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一个毛，将来要比我强。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要转移了。 消息传到瑞金，整个苏区的气氛一下子紧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商量了不止一次。带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上路，等于送死。长征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大人都是九死一生，何况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 贺子珍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拆了，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了一件小棉袄。 袖口收得刚好，针脚很密。她缝了很久，手指被针扎了好几次。扎了就把手指放进嘴里含一下，然后接着缝。 棉袄缝好了，她给毛毛套上，比了比。正好合身。 1934年10月，毛泽东和贺子珍把毛毛交给了留在苏区打游击的毛泽覃和贺怡夫妇。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 贺子珍把毛毛交到贺怡怀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大意是：等革命胜利了，我来接他。 她说话的时候带着笑，怕吓着孩子。 然后转身走了。走得很快。她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她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分别。 毛泽覃接过孩子后，很快把毛毛秘密转移到了瑞金一个警卫员家里。他怕走漏消息，怕敌人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孩子。 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的红林山区跟敌人激战，牺牲了。二十九岁。 那个知道毛毛托付在哪里的警卫员，后来也牺牲了。 毛毛的去向，从此断了线。 贺子珍在长征路上听到毛泽覃牺牲的消息。她没有哭。愣在那里，手里拿着的东西掉在地上，很久没有去捡。 她不知道那个警卫员也牺牲了。她不知道毛毛被转移到了哪里。她只知道，她的毛毛，找不到了。 贺子珍对毛毛的思念，从来没有断过。 1938年，她带着长征途中被敌机轰炸留下的弹片去了苏联。那些弹片嵌在她的头部、背部、肺部，一到阴天下雨就疼。 在苏联将近十年，她经历了苏德战争，经历了跟幼子廖瓦的生离死别，精神状态一度很差。 但毛毛的事，一直压在心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把找毛毛的事托付给了她最信任的人——妹妹贺怡。 贺怡性子直，拍着胸脯说：“我去找。” 贺怡去找毛泽东谈过这件事。毛泽东沉默了很久，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毛毛生下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环境非常恶劣，他们没有能力保证孩子的安全成长，才把孩子交给老百姓收养。老百姓在那么残酷的环境下把孩子养活长大，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倒是好了，可把孩子从人家手里要回来，怎么对得起那些养父养母？ 但贺怡没有动摇。她一定要去找。 1949年11月21日，贺怡坐车去赣南找线索。夜里，天冷，路黑。 车开到泰和县城七八里外的丰塘桥时，翻了。 吉普车四轮朝天，栽进路边的水坑里。附近的村民听到呼救声，二十多人赤脚跑过来，用木棍撬车门，救出了三个人。但贺怡被卡在变形的驾驶室前座，胸部和脚被紧紧卡住，怎么也拉不出来。 天快亮了，村民们还在想办法。 贺怡被救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当场去世。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