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五月，京城菜市口，王维勤被绑在刑场上。 照片里，他的脸朝着人群，身子被固定住，眼神里只剩惊惧。 这个人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乱世土匪。 他中过举，是直隶抚宁县周各庄王家的体面人，案发时还是候补知县。 可偏偏就是这个“举人老爷”，最后被判凌迟。 这案子的根子，不在刑场。 在周各庄。 王维勤考中举人，是光绪二十年的事。 那时候，一个村里出了举人，门楣一下就不一样了。王家本来就有钱，有族人，有关系，王维勤的兄长王维恂还是廪生，掌着当地青苗会。 这不是一张虚名。 在乡村里，它能管庄稼，能调纠纷，也能把人压得抬不起头。 王维勤身上还有一个身份：候补知县。 说是候补，离真正坐堂还有一步，可在村人眼里，已经不是普通乡绅。 李际昌家也有些家底。 两家同在一个村，一个有权势，一个有产业，平日里不可能没有磕碰。王维勤后来盯上李家，最早竟从一头猪开始。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一场大雨冲坏了李家的猪圈。 猪跑出来，踩食了庄稼。 这事本可赔钱了结，可王维勤看见了机会。他把猪拉到观音老母庙宰杀，分给青苗会的人吃，又反过来要李家交罚款。 李际昌不服。 他没有交。 这一拒，落在王维勤眼里，就不是一笔罚钱的事了。 是不给面子。 很快，王家借青苗会名义告李际昌。抚宁县衙门拿人，李际昌挨了刑杖，被关进牢里。 李家的男人躲的躲，探监的探监，家里一时没了主事的人。 李超的妻子马氏上王家求情。 她没能把公公救出来，反受羞辱，随后自尽。 这一下，李家和王家的仇，彻底结死了。 李家告官。 王维勤想息事宁人，托人说合，愿出钱办丧。李家提出一个条件：要王维勤给马氏穿孝打幡，还要立节烈碑。 钱能给。 孝子不能做。 王维勤最后答应立碑，却在光绪二十六年二月马氏出殡时，送来一块无字白碑。 白碑立在那里。 李家不肯销案。 王维勤也把这口气记在了心里。 真正的大祸，来在光绪二十七年。 庚子乱后，直隶地方不安，抚宁县有票匪活动。王维勤凭着身份和关系，参与办理团练，还同驻扎山海关一带的英兵打交道。 权力到了手里，旧仇就有了刀。 三月初四、初五，王维勤一方把李芝、李超、李际唐等人从台营诱回周各庄，先后杀害。 李家人还不知道男人已经没了。 小李马氏和婆婆李彭氏去找人，得知消息后，只能往亲戚家躲。可王家熟悉村里每一条路，也知道李家能投奔谁。 很快，人被抓了回来。 初六，李彭氏被害。 初八夜里，李家的几个孩子被带到村南洋河边枪杀。 孩子没有还手的力气。 李家的财物随后被分掉，有些成了参与者的酬劳。 王维勤以为，只要给李家扣上票匪的名头，这桩事就能压下去。 他算错了一个人。 小李马氏活了下来。 她被留下，不是王家发了善心，而是有人想把她卖掉换钱。正因为这点贪念，她找到了逃出去的缝。 一个女人，没权没势，身后是十二条人命。 她开始告。 县里、府里、道里，一层一层往上。王家也没闲着，托关系，花钱，反告，威胁，还把帮小李马氏打官司的人往“讼棍”上扯。 案子拖了近三年。 王维勤最能依仗的，就是他那层举人身份。小李马氏到京城告状时，有官员还质问过她：王维勤一榜出身，怎么会杀人？ 这句话，比刀还冷。 它说明，在当时许多人眼里，功名本身就像一道护身符。 可这一次，护身符没护住他。 案件最后惊动朝廷。侍读学士恽毓鼎上奏，称王维勤杀害李际昌一家多命，请严惩。清廷命刑部秉公定案，不得徇情。 王维勤被判凌迟。 其余涉案者也分别获罪。 光绪三十年五月，菜市口人头攒动。 西方看客拍下了行刑照片。照片里的王维勤，被吊在刑具上，面对围观的人群。 那个曾经靠举人身份压人的乡绅，这时已经没有堂号，没有名帖，没有青苗会，也没有能替他说话的乡邻。 只有刑场。 水利学家李仪祉当年还是京师大学堂学生，后来回忆自己见过王维勤被押往刑场，并说那是末一次凌迟之刑。严格说，清末最后一批凌迟案件仍有不同记载，但王维勤案确实发生在凌迟废除前夕。 没过多久，清廷废除凌迟。 王维勤死后，亲友不敢收尸。最后，是同年葛毓芝念旧，替他收殓。 京城菜市口的喧声散去，那张照片留了下来：一个中了举的人，脸朝人群，等着自己再也逃不过的结局。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