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美军情报官威洛比向华盛顿拍出一份电报，称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大约一万六千人。这个数字错了整整十倍。而两个月前，麦克阿瑟刚用仁川登陆完成了一场几乎不可能的逆转，整个西方军事界都认为这仗美国赢定了。 麦克阿瑟亲自飞到北朝鲜上空转了一圈，回来说战争再有两三周就结束了，参谋部已经在讨论占领全朝鲜之后怎么搞军政管理。他不知道的是，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掌握的真实数字是：志愿军四十五万，在东西两线都有兵力优势。两边的情报体系，已经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 真正让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一次次撞上铁板的，不是装备，是一群决死的指挥官。他们在战局濒临崩盘的瞬间，做出的选择，彻底改写了战争的走向。 1951年5月，朝鲜战场迎来了最危险的时刻。第五次战役后期，志愿军主力北撤休整，后勤补给几近枯竭。 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抓住战机，集中机械化部队向涟川、铁原一线猛扑。铁原是志愿军的后勤枢纽和交通命脉，一旦被美军抢占，志愿军主力将陷入无险可守的绝境。 危急关头，志愿军司令部电令第63军：“就是把63军打光，也要坚守阵地10至15天。”63军军长傅崇碧接到命令时，全军满员不过两万四千人，重装备只有炮兵团一百多门炮。而对面是范弗里特指挥的四万七千精锐，火炮一千三百门。 傅崇碧很清楚，硬碰硬守不住。他把189师打散，分成两百多个战斗单位，死守住两百多个要点。这就意味着美军不把这两百根“钉子”逐个拔起，他们就不能再放胆前进。189师就开始了连自为战、排自为战的阻击，弹药打光了，战士们用刺刀；刺刀弯了，用石块；在夜里摸到了美军帐篷旁边进行袭击。 铁原血战整整打了13天。63军以巨大的伤亡代价歼敌1.5万人，打破了美军想把所有的志愿军全杀在三八线以南的想法。当身负重伤、昏迷了好几天醒来的傅崇碧，在野战医院见到彭德怀的时候，他泪流满面，说的第一句话只有三个字：“我要兵！”彭德怀当即给他补了两万人的部队。 铁原并不是唯一的生死关口。就在铁原阻击战打响前几天，东线的华川同样也是命悬一线。1951年5月27日的时候，20军的58师的九千多疲惫的士兵正在往北撤，他们在路的时候突然听到前面有一些炮声非常的异常。 侦察员回带回来的消息说：华川那边的桥头已经被出现了很多的大美国的装甲车，黄朝天翻开地图之后一下子就明白了，他马上知道了原来就是这个志愿军在东线的后勤中心如果被美国人占领了的话，后边那些正在转移到他们手上的几十万的兵们就无路可以退。 问题是，他接到的命令是继续北撤的。没有上级指令，也没有友邻配合，九千多残兵对上三万美军怎么办啊？黄朝天沉默了一会，说了四个字：“接上面的刺刀。”他是违抗了撤退的命令，把他部队都钉在了华川的以北的一个山谷里面。 58师死死扛住了敌军的十个团将近三万人的一轮又一轮的冲击，用两千七百多个人受伤的代价歼敌有七千四百多个人。硬生生地把东线的主要部队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的时间。 打了之后有人还去评一说黄朝天违了撤退的命令，却救了很多几十万的人，这个时候秦基伟指挥的志愿军第15军，在上甘岭跟十倍的敌人都进行了一个反复争夺的阵地，打了三十四次了。 在战役期间“联合国军”给上甘岭打了很多的炮，有300多个炮兵营，有一千多门大炮给他们发了很多的东西，那个山头的地表上面的岩石被打碎成了粉末状，那么厚有有一个尺的高度，这个高山地标高的地方又被削低了两米。 秦基伟指挥的15军跟十倍于他们的人在不停地抢阵地，打了九百多次了，最后把这个上甘岭给牢牢地钉下来了。 那个时候大家就评价说：“宁可战死，也不后退一步”，这个战役从美国预计的五天到打四十三天，我们的第十五军也跟敌人进攻了九百几次，最后就是把上甘岭给紧紧地拿住了。 然而，决死的意志不仅属于那些活下来的指挥官。1952年7月，志愿军第67军军长李湘在朝鲜前线因感染美军投放的细菌引发脑膜炎、败血症，发病仅八天便不幸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 1953年4月，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在龟城郡军部主持会议时遭敌机轰炸，炸弹在他身旁爆炸，当晚十时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四十四岁。-彭德怀得知消息后喃喃地说：“蔡正国，蔡正国，不幸殉国，又折我一员骁将！” 这些人不是不怕死。他们是不敢不死——因为身后就是安东的火车站，就是东北的粮仓，就是刚分到手的两亩地，就是娘在村口喊“吃饱再走”的声音。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曾经三次逼近胜利的边缘：铁原被突破，志愿军主力将无处可退；华川被占领，东线数十万人将被合围；上甘岭被拿下，中部防线将彻底动摇。但每一次，他们都碰上了中国决死的指挥官——他们用超出常理的战术、超出极限的意志，把美军计算精密的战争机器，拖入了他们从未准备面对的泥潭。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先后入朝参战的部队共计290万余人次，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自身伤亡36万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