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金砖国家主席国席位正式由巴西移交中国。这个时间节点有其特殊分量：经历了2024年喀山峰会的大规模扩员——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等国悉数入列，印度尼西亚于2025年初正式成为第十个成员国——今天的金砖已经是一个拥有十余个正式成员、十余个伙伴国的复合型多边平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早已超过G7集团整体，覆盖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在这样一个体量之上，中国主持2026年金砖议程，既要巩固扩员后的制度黏性，又要在全球治理改革路线图上拿出看得见的推进成果，这个担子不轻。 巴西在2025年主席国任期内留下了几道值得关注的印记。围绕气候融资、债务重组和南南合作基础设施，巴西推动金砖在”一致性不足”这个老问题上达成了更多实质性共识，并进一步完善了2024年喀山峰会确立的”伙伴国”制度框架。按照这一框架，白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尼日利亚等十余个国家已取得伙伴国资格，得以较低门槛参与金砖特定领域的合作机制。正是这道伙伴国制度入口的存在，让后来德国方向的公开讨论有了一个貌似可行的落脚点。 德国政界的这股声音，出现在一个非常特定的压力窗口之内。2025年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启动大规模关税制裁措施，德国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三大支柱行业首当其冲，部分传统对美出口订单加速向其他市场转移。德国制造业连续多个季度承压，能源转型的高成本正在蚕食工业竞争力。在这样的经济焦虑之下，联邦议院内部分非执政核心议员和商界代表人士开始公开主张：德国应以”伙伴国”或”对话机制”方式切入金砖合作网络，为本国实体经济开拓更多元的市场支撑。 这番呼吁一旦搬上外交桌面，迎头撞上的第一道墙就来自柏林自身。默尔茨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沿用的是前任以来形成的”去风险”框架——对华保持经济接触，但在安全、技术和价值观层面守住战略竞争的定性，总体路线不脱大西洋主义的底色。在这套逻辑之下，任何主动靠近金砖的姿态，都会被外界解读为德国正在动摇其在西方阵营的战略站位。一个同时需要维系欧盟伙伴信任和跨大西洋关系稳定的政府，是断然不敢轻易递出这枚政治筹码的。 布鲁塞尔的态度是另一道实质性的制度性门槛。欧盟委员会长期坚持对外关系统一协调的原则，尤其在涉及”制度竞争者”这类政治敏感议题上，绝不允许成员国各自行动。欧盟整体与金砖之间至今没有正式的战略对话机制，双方在法治、市场规则、治理理念等层面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分歧，不是任何技术安排可以轻易弥合的。更关键的是，一旦德国以欧盟最大经济体的身份率先破局，法国、意大利乃至波罗的海国家都将面临各自的国内政治压力，欧盟对外政策协调机制将出现难以承受的离心力，布鲁塞尔不会允许这种局面出现。 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压力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变量。特朗普政府已明确将金砖去美元化倡议定性为对美国金融主导地位的战略挑衅，并在多个双边和多边场合公开向盟友施压，要求保持距离。美德之间虽然已在关税问题、北约军费分摊比例等议题上积累了相当摩擦，但双方在安全架构层面的相互依赖并未动摇。柏林非常清楚，在金砖问题上让华盛顿产生战略疑虑，将直接削弱德国在关税谈判、技术标准等一系列双边议题上本就有限的腾挪空间，这笔账算起来得不偿失。 将视角移至金砖内部，这个平台也并不存在一个乐见西方大国主动入场的统一意志。印度对金砖机制历来是选择性参与的——新德里不希望金砖被贴上”反西方联盟”的标签，一旦北约核心成员申请加入，金砖的政治光谱将不可避免地复杂化，印度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自主的空间会随之收窄。至于伊朗和俄罗斯，这两个对西方高度戒备的成员国，对德国这类国家进入同一个框架会持什么态度，不难预判。金砖的政治凝聚力恰恰建立在”不干涉内政、不选边站队”的共识之上，引入一个深嵌西方安全体系的大国，对这个共识基础是一种直接冲击。 北京对德国方向的这番讨论，始终保持着审慎观察、不急于表态的姿态。金砖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核心不在于能否拉进若干西方国家来彰显吸引力，而在于它所代表的”另一套全球治理逻辑”的可行性——以发展为主轴、以平等协商为基础的合作路径。让一个北约核心成员进入这个框架，固然在舆论层面有象征意义，但管控由此带来的内部政治摩擦，是一道没有现成答案的难题。权衡利弊之下，北京更倾向于通过双边经贸关系和多边领域合作，与德国及欧洲保持务实接触，而不是急于通过金砖这道门把复杂变量引进来。 在上述多重约束共同作用下，德国政界对金砖的讨论，短期内很难从舆论层面的诉求演变为任何实质性的外交动作。更有可能出现的走向，是德国和欧盟在另一条轨道上寻找出路——借助双边峰会、行业合作论坛和多边议题协商，在不触碰金砖正式框架的前提下，与金砖主要经济体维持务实的交流渠道。这种”不挂金砖招牌、但接入金砖市场”的操作思路，已经是欧洲多国普遍采用的折中路线，德国大概率也会朝这个方向走。 2026年中国主导的金砖峰会料将在年内举行